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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故事」毛泽东暖心回复睡在他下铺的副班长的求职信

发布时间:2021-02-22|栏目:党史故事|浏览次数:12
毛泽东

1951年3月初,身在湖南省衡阳市三樟乡的老农民彭友胜,正在张罗一件大事:

给毛主席写信!

为了把这封信写得像模像样,67岁的彭友胜难得大方了一次。他专门上集市买了上好的纸和笔,随后又跑到邻村,请来了一位姓夏的老先生,让他来替自己代笔。信的内容倒是很简单,概括下来就两件事:

一件,问问毛主席是否还记得自己;

另一件,委婉地表示自己想谋个差事做。

一个67岁的老农民,为何会想到给身在北京的毛泽东写信?原因很简单:毛泽东18岁当兵时,彭友胜曾是他的副班长。换句话来说:毛泽东曾是他手下的兵。虽然只共事半年不到,但他们之间曾有过很深的交情。

这封很简单的信,彭友胜让老先生来回写了好几次,直到下午才完工。信一写完,儿女们都抢着要替老父去湘潭寄这封信。但彭友胜不干,非得亲自过湘江、亲手把信送到邮局。

此后的20多天,对彭友胜来说是无比“难熬”的,他承受着两重压力。

这第一重压力,来自周围的乡亲们。自从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湖南的这个小乡村,得知昔日的“润之老弟”当上了主席的彭友胜逢人就说:

我和毛主席共过事,那一年,他在我手下当过列兵呢。

对于这一点,不少乡亲们提出质疑。大伙儿都问他:“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走到底?”这句话,显然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了彭友胜心里。每次听到人家这样说,他只能自责地答上一句:“怨只怨我没有先见之明。”

彭友胜明白,大伙儿是不相信“一个老农民曾是主席上级”的说法。所以他急切地希望主席能回信,以证明自己没有说谎。

这第二重压力,来自亲人们。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彭友胜经常跟儿女和老伴说起从前的事,还曾表示要扛上一袋自家的米,去找毛主席。但他这种行为,在家人看来太“疯”了,他们都认为:人家是不是还记得你,都不一定呢!

也就是说,家人们虽然相信他确实和主席共过事,但却并不相信主席和他有很深的交情。在他们看来,仅共事半年不到、此后25年未再见过面,别说主席这么日理万机的人了,就是普通人也不一定能记得住你。

乡邻们不相信他认识毛泽东,亲人们不相信他们交情深,双重的质疑让彭友胜吃不好、睡不好,整天垂头丧气。任老伴怎么安慰,他都打不起精神来。直到清明过后,一个乡村邮递员出现在了他家门口,他才一下子有了精气神。

没错!20多天后,他等来了毛泽东的回信。

这是一封较长的信,也是笔者在梳理毛泽东书信时,觉得比较难理解透彻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友胜先生:

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分,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去试一试。去时,可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

此复,顺致

敬意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是:1951年3月31日

落款为:毛泽东。

为何说这封信是比较难解读的?

因为毛泽东既没有答应给对方工作,也没有完全拒绝。毛泽东在信中讲明,希望他能“待在乡下为好”,而且也表示自己不便向湖南方面直接推荐。这是原则性问题,他不能随便徇私。

但同时,毛泽东也替对方想好了出路:如果确实困难,可以自己去找程星龄,自己去省里争取。毛泽东甚至给对方出了主意,该怎么争取才有可能成功。

在这封加上标点共300余字的信里,笔者看到了两个字:尊重!

这种“尊重”,不只是开头的“不要客气”,也不只是结尾的“顺致敬意”等字眼,这种“尊重”,体现在字里行间的一个细节上:

在信中,毛泽东特意用了一个括号,刻意注释了他与彭友胜共事时的关系。“你当副目,我当列兵”,这8个字他本可以不写的。这是一个最高领导人,明确向一个老农民表示“我以前是你的一个兵”,这份气度,几人能有?

所以,这封信是充满人情味而又暖心的。对于彭友胜来说,它是无比珍贵的。

毛泽东

拿着这样一封信,彭友胜喜极而泣。没什么文化的他,硬是把这300多字背得滚瓜烂熟。因为这封信,乡亲们才愿意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听彭友胜讲一讲当年他和他的小列兵之间的事儿。

彭友胜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11年10月。那时他27岁,在湖南长沙的革命新军里当副班长。这个职位在部队里很低,低到随便一个官都能对你指手画脚,但对彭友胜来说却无比珍贵。15岁就离开老家出来闯荡的他,没有任何背景,是靠一场场硬仗,才当上这个副班长的。

而那一年,毛泽东才18岁,当时是湘乡驻省中学堂(今湖南省湘乡市第一中学)的学生。几个月前,这个小地方来的农村小子才和两个同学一起,拿着小学老师的推荐信,挑着铺盖来到了长沙。临行前,家人和老师们还交代他到了长沙要好好念书,将来要是能当个教书先生就算扬眉吐气了。

可偏偏毛泽东打心底就“不甘心”只是这样活着。军阀混战之下,普通百姓是那么脆弱,如一只只蚂蚁一样,随时都可能死在他们的混战中。有志青年如何能躲到书本后?未来该何去何从,成了毛泽东日日在思考的事。

直到1911年10月,在距离长沙300多公里的武昌,另一群同样“不甘心”的人,办了件大事:辛亥革命。“革命之火”燃烧到长沙后,毛泽东决定:放弃读书,加入湖南的革命新军。

这一决定违抗了父命,也违抗了师命。

令人无奈的是,当意气风发的毛泽东来到军营门口时,他得到的是一个通知:要从军需要有可靠的人担保。

此时在长沙举目无亲的毛泽东,哪来的人给他担保?除了与招兵的人争辩,他想不出别的办法。幸亏有一位名叫朱其升的士兵,听到他们的争辩,就找到自己的副班长彭友胜。

彭友胜自己没什么文化,却格外敬重读书人,在他看来能放弃学业选择当兵的年轻人,都是好样的。于是他当下就决定和朱其升一起,做毛泽东的担保人。就这样,18岁的毛泽东在登记本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毛润之。毛泽东开始了近半年的辛亥革命军生涯。

5个多月,时间不长,但在那样战火纷飞的年代,却足以让两个年轻人成为好兄弟。

刚进军营时,毛泽东几乎是身无分文,棉军衣和被褥也还没分到。幸亏老大哥朱其升,把自己的衣物分了他一半,他才能过冬。彭友胜把毛泽东安排在自己的上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带过那么多兵,他一眼就看得出这个年轻人是真的想为老百姓打仗,而不是冲着那几块钱的军饷来的。这一点,他们俩都一样。

没过多久,年少的毛泽东就成了班里的“团宠”。他懂大道理,看得懂兵书,能给大伙儿讲理论知识;又会写字,能给大伙儿写家书。得了这样一个列兵,彭友胜很得意,经常跟别的班长炫耀:我们班有个大秀才!

不过,毛泽东也没少给彭友胜惹麻烦。那时候革命军里有不少兵痞,经常仗着自己有枪欺负小老百姓。

一天,一个兵痞拿了卖烟老人家的两包烟,不给钱就要走。毛泽东看见后,硬是抓住他不放,逼着他给钱。当时人多,对方也知道自己不占理,只好给钱。从此,他就和毛泽东结下了梁子,只要逮到机会就想报复。不过,毛泽东一点儿也不怕。因为彭班长等兄弟们,自然会帮他摆平。

朝夕相处,让毛泽东对彭友胜有了很深的了解。“闯荡江湖”多年的彭友胜有一身的本事,23岁就加入了新军。当初湖南新军光复长沙时,他曾是打北门的主力。

要能力有能力、要战功有战功,但彭班长就是升不上去,到27岁还是个副班长,原因不过就是:做人太老实了。他不懂什么人情世故,也不懂得主动邀功。但这个“老实班长”,却赢得了全班士兵的敬重,包括毛泽东在内,大伙儿都愿意听他的。

5个月的时间过得很快,1912年宣统帝退位后,毛泽东和当时很多年轻人一样,都以为革命就此结束了,天下要太平了,所以打算重新回到学校读书。但这兵岂是你想来当就能当,不想来当就不当的?这事,毛泽东只能找到彭班长,希望他能同意。

彭友胜虽万般不舍,却深知自己不能耽误毛泽东的前程,便说了这样一段话:

润之,我晓得你胸怀大志,不能长久埋没在这里。你就远走高飞吧,我不会为难你……

你在我手底下当兵,我好好待你;你要走,我祝你有好的前程。

接下来,彭友胜为毛泽东做了两件很暖心的事:

第一件事,和全班战友凑钱,给毛泽东办了一场践行宴,并特意做了一碗红烧肉。彭友胜很了解毛泽东,知道他最爱吃的就是红烧肉。

毛泽东当时的军饷是7块钱,除掉吃饭等开销外,还剩下4块钱左右。这些钱毛泽东一分都没留,基本都花在了买报纸上了,他渴望从报纸上看到武昌、北平等地革命军的消息。所以那时候的毛泽东,精神生活是无比丰富的,但要吃一碗红烧肉却是一种奢望。

第二件事,红烧肉吃完了,践行酒也喝了,彭友胜又把毛泽东叫到了一旁,偷偷地往他手里塞了两块钱,当作给毛泽东的路费。

毛泽东了解彭班长家里的情况,他之所以15岁就出来谋生,就是因为家里兄弟多、父母身体又不好。所以平日里一发军饷,他基本都往家里寄,这两块钱是他从牙缝里省下来的。两块钱说多不多,却是彭友胜的一番心意。毛泽东推托不过,只能收下了。

以上就是毛泽东的第一次从军生涯,从1911年10月开始,到1912年3月底结束。对于这次从军生涯,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接受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曾无限温情地表示,自己在部队里认识了两个好友,一个是战友朱其升,一个是副目(副班长)彭友胜。

毛泽东

这次分别后,彭友胜和毛泽东有15年不曾相见。在这15年里,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今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上过学、和同学们办过新民学会、在北大图书馆当过管理员。一番努力后,他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

而彭友胜所在的部队,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他也慢慢由一个班长爬到少尉排长的位置。这个位置对于别的军官来说比“蜗牛还慢”,但对老实的彭友胜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1926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一天,彭友胜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

毛君润之来穗讲学

这时彭友胜才知道,润之老弟要来广州了。15年不见,他们还是都在革命队伍里。只不过昔日的副班长,现在的职位却远低于曾经的列兵。不过彭友胜相信,不管身份怎么变,战友情是变不了的,他决定上门去找毛泽东。出发前,他特意理了个发,换了身新衣服。

“老上司”来访,毛泽东可是一点儿都没怠慢!卫兵一报告,他就出来迎接,老哥俩又像从前一样聊了起来。他们谈了很多,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结婚了没有、家里是不是都好。,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邀请:

到我身边来,我们一起干革命!我们兄弟不再分开了……

这个建议,其实就是希望彭友胜放弃在原部队的职位,跟着毛泽东加入共产党。遗憾的是,彭友胜没有接受这次邀请,这也成为了他一生的遗憾。当时他给出的理由是:

我是个大老粗,干不了舞文弄墨、治国安邦的大事。留在你身边帮不了什么忙,不如继续当兵扛枪好……

正是因为这个选择,彭友胜晚年才会怨自己“没有先见之明”。彭友胜不是不相信润之老弟能干成大事,而是那时候他天真地以为:只要是中国人,不管是在哪里打仗都一样是为了老百姓,所以也就不用折腾了。毛泽东没有勉强他,两人聊了许久后,再次分别。

毛泽东

此次过后,两人就各自奔向属于自己的战场。他们的初衷都是为苍生立命,只是毛泽东选对了方向,而彭友胜却跟错了人。

不久,彭友胜参加北伐,在抗日战场上屡立战功。多年的从军生涯,彭友胜终换来了一个副连长的职位,一家老小的生活终于有了保障。在很多人看来,他也算是熬出来了。

但这官没当多久,彭友胜就作了一个让同僚们无法理解的决定:

离开部队,当个普通人。

他作出这样的决定,原因是:他对国民党部队里的种种不堪行径心灰意冷。他不明白什么叫“攘外必先安内”,他更不明白为何明明都是中国人,他们却非得放着日本人不打,要用枪口对准自己的兄弟?想不通这个问题,索性不干了。

这个决定很“任性”,却令人钦佩。

为了这个“任性”的决定,彭友胜没少吃苦头。为了养家糊口,这个曾经的副连长在县里看过仓库,打过各种零工。再难,他都没想过回去。1940年,他回到老家种起了地。

读到这里,不知朋友们是否和笔者一样,会对彭友胜有这样一个认知:这个老兵还真就不是一个给国民党当兵的料。溜须拍马他学不会,做人又太有原则,就连放弃底线服从命令,他都做不到。

但事实上,他又比那时的大多数人都活得通透。对战友,他够仁义;对像毛泽东这样的有志少年,他懂得欣赏。面对毛泽东的邀请,他确实没作出正确的选择。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分得清对与错。

而这些,正是毛泽东25年都没有忘记他的原因。

收到毛泽东的回信后,67岁的彭友胜坐着车,直奔长沙。当他把这封信交给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后,受到了热情的招待。毕竟信上写得清清楚楚,这个老农民曾经可是毛主席的上级。

程星龄

但没过多久,彭友胜就闹脾气了,坚持要回老家种地去,他对程星龄说:

你们把我当上宾,天天让我吃鱼吃肉,又没事可干……

老爷子说这话时,是真的急了。自己不过就是来找份工作,又不是来混吃混喝的,这样白吃白喝怎么行。其实程星龄也委屈,老爷子年纪不小了,省里也确实没有合适他的工作。这一点,他一直不知该如何向对方解释。

这事程星龄虽然没说,但老爷子自己倒是看出来了。他看着省里的工作人员成天忙忙碌碌的,又是整理文件,又是忙着重新振兴长沙的教育,而这些事自己完全不懂,所以他才主动提出,要回到老家种地去,不给政府添麻烦。

当然,当地政府也没亏待他,决定按规定每个月给他发30块钱的补助。彭老爷子得到这份补助,不是因为他曾是毛主席的老班长,而是因为他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兵,在抗日战场上曾立过战功。

30块钱虽不多,但却是对彭老爷子一生最大的肯定。每次领钱他都乐呵呵的,这钱他拿得踏实,因为是凭自己的实力拿的。也就是到了这时候,他才真正地读懂了毛泽东的那封信:不直接推荐他是对的。

此后,彭老爷子发挥老兵本色,在当地带着乡亲们种茶叶。每一年茶叶丰收时,老爷子都不忘包上一包雨前茶,寄到北京去,让老战友毛泽东也尝一尝。而每次喝到新茶,毛泽东都不忘提醒办公厅的同志们:记得回信。

所以,每次送完茶叶后,老爷子都会收到办公厅的回信:

友胜先生,你寄来的茶叶收到。

这茶,一送就是18年。后来湖南的文艺工作者受到此事的启发,写出了一首名为《挑担茶叶上北京》的经典歌曲。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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