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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故事」建国篇-第四讲 统一财经 恢复经济-河北使命教育中心

发布时间:2021-03-07|栏目:党史故事|浏览次数:414






-建国-】第四讲:统一财经 恢复经济


“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9年,大势已定。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经济形势却很不乐观。

从1月起,物价连续上涨。

进入新解放区的野战军,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根据地的直接物资补给,中央只好用发行货币来支撑部队。但在新解放区,商人和群众都不信任人民币,加之生产一时难以恢复,军队就拿着人民币到后方的大城市采购。愿意使用人民币的商人也到老解放区购买物资。投机资本乘机作祟。

陈云后来说这是“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1月,云集平津地区的部队引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物价上涨。4月,完成了平津、淮海战役的部队就地筹备物资,准备南下渡江,结果再次拉动了物价。

随着解放军跨过长江,情况愈演愈烈:与北方的农村包围城市不同,共产党在南方先占领城市,再进入乡村,一时之间很难从当地农村获得补给。

此时,连同国民政府留下的军政人员,中央政府需要保证各地750多万脱产人员的吃饭问题。

时任中财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当时最为严重的情况是收支脱节:收入的大头是公粮,都掌握在地方手里,其他税收也有一大半由地方掌控。“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

但是野战军“吃皇粮”,由中央支付,“收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的日子就过不去了。发行钞票主要是中央有亏空。”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这样写道。

1949年,预计全年财政收入折合小米303亿斤,支出则达到567亿斤。

到7月底,人民币发行总额达到2800亿元,是1948年底的15倍,且多集中在大城市。

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分析说,中共过去依靠简单的供给模式,由分散的根据地直接用物资维持根据地内的军队,受货币规律影响小。现在使用无固定供给地的大兵团跨地域作战,其方式与组织形态已与国民政府相似,由军费增长引发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北京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寄书中央政府:中共此时面临的危机与过去3年国民政府的情况相似,如不控制军费增长,新政权成立之时就是中国经济再次崩溃之日。

中央人民政府开会的时候,也有委员提出,人民币可能重演金圆券的悲剧。

1949年4月,中央两次致电东北局,要求陈云速到中央主持经济工作。5月10日,“小个子”陈云带着周太和出现在北平,筹备一个全国性的财经领导机构:中央财经经济委员会。

“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

7月,从华北财委调到中财委的李海,在全体干部成立会上第一次见到了陈云。

陈云自我介绍说,我叫陈云,身体不好,两个月感冒一次,“过去好比是在上海永安公司门前摆小摊做生意的,现在让我当大公司经理,做大买卖,不知道能不能胜任。”

陈云最早的经济工作经历,的确就是在上海“摆摊”:当年为掩护地下党身份,他曾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并颇有收获。

后来他曾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负责财经工作。据周太和向《望东方周刊》回忆,陈云在东北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统一全东北财经。在他的筹划下,百万东北野战军依靠着充足的给养,不仅打赢了辽沈战役,还入关完成了平津战役。

陈云的经济才能一直受到毛泽东的欣赏。1944年,就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负责边区财经工作。1949年初,毛泽东专门要求陈云到西柏坡,彻夜长谈,汇报东北经济建设的经验。

毛泽东随后与周恩来商定,调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一统天下钱物。

中共早在1947年初就开始谋划统一财经。当时,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原来各地独立运行的经济系统第一次互相接触。

当时,各解放区都有自己的银行、货币,互相征税,甚至存在贸易壁垒。为了降低贸易逆差,一些解放区负责人还提高本地特产价格、拒绝其他解放区特产入境。

当时山东根据地出产最“强势”的海盐,山东解放区的货币北海币比价最高;晋冀鲁豫的冀钞次之;西北地区因为物资最为匮乏,进口量大,发行的西北农币比价最低。结果冀鲁豫曾经抵制山东的海盐,冀南还扣押过冀中订购的煤炭。

负责华北财经工作的董必武于1947年底向中央报告时总结说,各个解放区“互相建筑的关税壁垒,各区票币互相压抑抵制,商业上互相竞争,互相摩擦,忘记了对敌”。

为了解决内部经济问题,1947年3月、1948年4月,中共先后在邯郸和石家庄召开会议,统一东北地区以外的财经工作。

邯郸会议开了近3个月,形成了2万多字的报告。一再修改后,仍向中央发出了5000多字的会议决议。

李海说,会议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确定各根据地货币之间的比价,后来根据这个比价,于1948年底发行了统一货币人民币。

“山东的货币和晋冀鲁豫定了1:1,大体相当;和晋察冀定了1:10,其实是山东‘吃亏’了。”当年代表山东根据地参加了两次会议的杨波(后曾任轻工业部部长、计委主任)说,这次是中央出面进行了平衡。

由于中央拥有货币发行权,各大解放区的财政发生赤字需要弥补时,就必须报中央审查批准。这样,中央就掌握了地方财政。

杨波说,在此之前中央根据地---陕甘宁在经济上还比较薄弱,也没有规定各解放区要向中央交钱。山东相对富裕一些,杨波等人去中央开会,就随身用装粮食的袋子带着黄金,交给中央。

到1949年时,公粮和税收等财政收支仍由地方控制。这也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一直存在的情况。

“毛主席说过,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杨波说。

物价风波中的上海,成为一个契机。

上海暂时是个包袱

1949年夏天,邓小平从上海回京。他向中央汇报说,上海“煤粮两荒。接收旧人员十五万人,工厂原料缺,运输贵,开厂难,学校多,税收少,开支大,被迫大发行。农村全部以物易物,或光洋市场。情况严重。提出厂校及人员疏散,向各解放区求援”。

陈云随后致电东北财经委副主任李富春,除了向上海运输粮食,还要准备接收一部分上海工厂学校。不久,中央正式开始准备疏散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

7月下旬,陈云到达上海进行实际调查。当时上海遭遇30年一遇的台风,黄浦江水漫上南京路,竟然可以行船。陈云带着周太和,涉水到各类物品交易所了解情况。

就在陈云达到上海前一个月,投机商操纵上海银元价格暴涨,带动物价上行。上海市政府筹集了10万块银元抛出,竟然毫无起色。

,由曾任第9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带一营解放军查处上海证券交易所,当场抓捕200多名投机骨干,银元之战才以中共胜利告终。

投机资本随后转向大米、棉纱等物资领域,导致上海7月物价比6月上涨1倍,并波及北平、天津,致使两地物价一个月内上涨3倍以上。

7月27日,毗邻上海、最易受上海物价风暴波及的华中局建议,由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五大解放区财经负责人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这也是所有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第一次坐在一起商讨财经对策。

陈云在开幕会上就提出,上海的骨干工厂不能外迁。

这样就只能由各大区承担粮棉调拨任务,共同帮助上海恢复生产---从老解放区调棉花,从北方调煤,从上海周边和四川调大米。

华东局向陈云汇报说,常州不让粮食运到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是封锁的。皖北、常熟、无锡等地,也对上海禁运。

其他解放区有自己正当的理由:经过多年战乱,粮棉自给都很不容易,调出去农民就会挨饿。再比如当时交通破坏严重,从四川运米到上海,运费与收购价相当。

杨波向本刊记者回忆,他曾与姚依林代表中财委去东北“要粮食”,一次运出数千万斤,“讨价还价的零头也得几百万斤”。

周太和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在一次领导人会议上陈云提出,上海是个好地方,但暂时是个包袱,运进来的东西多,出去的东西少。当时运进的是“两白一黑”,即大米、棉花和煤炭。只是因为上海没有恢复生产,运往外地的工业品不多。

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说,上海财经会议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要有政治观点,即从全局、全国看问题。

这次会议的最大共识是,仍然要把支援战争放在第一位。

小困难服从大困难

由统一调拨粮棉解决上海问题,会议的中心转移到了全国形势上。

周太和说,会上主要研究了三个问题:统一财政收支,统一金融管理,统一重要物资调拨。“这三件事不是一次可以做到的,有一些事还需要做许多协商说服和组织准备工作。”

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对于统一财经,认识并不相同。有的负责人认为统得太早,有的则认为根本不可能。

陈云解释说,当时实行财经工作统一管理确是提早了,但是困难并不算大,“我们不应因为统一管理工作方面的小困难,而造成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困难。”

陈云还告诉各大区主要负责人,中央希望他们“说服各地同志,既交出权力,又勇于负责,以此精神共度难局”,“必须强调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

上海财经会议估算了1950年的财政收支情况,着手统一全国财经。陈云在8月15日的闭幕报告中提出,第一,统一税目、税率,加强统一征管;第二,建立统一的人民币发行库,进一步掌握货币发行权;第三,建立粮食公司、纱布公司等,统一购销。

他特别提到,各地区对原属野战军的支援物资,一般的要由中央统一调度。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听取陈云汇报上海财经会议的情况后,表示同意会议的总方针,“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

上海财经会议落幕后,物价一度平稳。陈云却向毛泽东汇报,预计物价有 “剧烈跳跃之可能”,并督促落实上海财经会议决定的各项措施。

10月,上海果然爆发“棉纱风波”:投机分子集中攻击纱布,导致上海的纱布价格在一个月内上涨3.8倍,棉布上涨3.5倍。棉纱上涨带动了其他物资价格,并波及华中、西北。

中财委按照既有计划调拨物资,一战而胜。

1950年春节,上海的投机势力开始囤积粮食。但此时中共从四川征集的4亿斤大米已进入上海,华中、东北的粮食也源源不断地运到。再战再胜,这就是“米粮之战”。

高岗曾想保留东北币

“米粮之战让上海的投机势力亏了老本,资金流动性不足还波及私营实业。政府于是用物资进行接济,彻底控制了上海的工商业。”李海说。

集中调拨解决了军队的供应问题,加之1950年战争收尾,物资需求减缓,新中国的经济终于走上正轨。

1950年3月,当时的政务院在北京召开首届全国财政会议,进一步明确统一全国财经。

根据这个要求,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颁布各级军政机关编制和待遇标准,政府机关及军队不得自行添招人员。

但恢复后的上海却不愿意参与统一财经。由于1949年的全国支援,只有一小部分轻工企业外迁,保住了工业基础。如陈云预言,上海很快恢复了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一的位置,成为东部地区的物资集散中心。

李海回忆说,当时上海的负责人还专门向中央发过电报,不愿意纳入统一财经体系。

陈云随后在公开讲话中批评了地方主义。在中央的坚持下,最有钱的上海和华东局,还是老老实实地纳入了全国一盘棋。

至此,新中国只剩下东北一个地区还保留着一定的财政独立。

李海说,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央认为东北地区解放早、基础好,如果与关内统一,很容易受到影响。于是一直保持其经济独立性,作为战略大后方。

1948年华北财经会议后,当时负责中央财经工作的董必武专门派人到东北,通报华北财经会议情况和关内各解放区财经情况,并确定东北币与人民币的比价。

据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秘书杨培新向本刊记者回忆,1950年关内经济形势稳定后,开始回收东北货币。主持东北工作的高岗曾授意东北银行行长王企之提出保留东北币,南汉宸当面质问高岗,高岗只得作罢。

至此,自1911年来,广阔的中国大地,第一次实现了全国货币的统一。过去近40年间中国地方割据的经济基础,被彻底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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