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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从民族复兴的高度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

发布时间:2021-03-02|栏目:党史研究|浏览次数:14

从民族复兴的高度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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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抗日战争胜利后,实现民族复兴的主要任务是和平、民主与富强。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没有变,“戡乱”反共政策没有变,腐败贪婪也没有变,由国民党政府主导民族复兴大业的“梦想”落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历史时期,同时,西柏坡时期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转折点。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1]然而,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没有变,“戡乱”反共政策没有变,腐败贪婪也没有变,由国民党政府主导民族复兴大业的“梦想”落空了。由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历史时期,同时,西柏坡时期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

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无法承担民族复兴的重任

    抗日战争的胜利让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声望达到了历史的顶点。人们盼望着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下,尽快着手建设,带领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和平、民主与富强的新中国。然而,国民党的“戡乱”反共政策没有变,独裁专制没有变,腐败贪婪也没有变,人们的“梦想”落空了。

    国内和平“梦想”的落空。“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何思敬为宪法审议委员;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彭真为国民政府委员;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个部长及不管部长。”[2]这是1946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中共参加宪法审议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一份人员名单,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力促国内和平的一份明证。早在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就指出:“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在这个新的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3]及至1946年10月,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主动提出“让出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八个省内根据地,并将这些地区内的人民军队调往北方;同时还表示,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前提下,可将自己领导的一百二十万军队缩编为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使它占整编后全国军队总数的七分之一”[4]。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内和平,是准备做出最大的牺牲与让步的。然而,国民党的“戡乱”方针也是既定的。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即指出:“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5]8月,日本刚作投降表示,蒋介石即在8月11日命令国民党军队:“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然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同时命令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该原地驻防待命。”[6]及至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

     民主建国梦想的落空。抗战胜利后的1945-1946年间约,有近百个政党宣告成立或公开活动,尽管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力量弱小,社会威望低,在政治生活中无法发挥多大影响。但是,这些政党的组织和成立表明,各种社会集团、民主进步人士正在要求以某种形式参与到政治体系中去。1945年10月,当时中国最大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举行第一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政治报告》,提议召集政协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结束党治,并说明“民盟努力的途径是要做到公有,党派共存,而的目的是要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和平、统一、民主的”。[7]为“顺乎”此种民意,194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布改组“国民政府”,邀请中国青年党和民社党参加政府,以显其为“多党之政府”。然而,此种“改组”的本质当即为民主人士所揭穿:“青年党和民社党参加这个政府,徒供作一党政府的烟幕而已”,“这样的政府改组,不能解决中国任何问题,只能助长内战,增加人民之痛苦。这样的政府改组,丝毫不能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反之,是用‘民主’的外衣,掩盖国民党的一党专政。”[8]面对民主党派的反对,蒋介石更是于1947年10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

    经济重建梦想的落空。“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一句民谣,直观生动地反映了战后国民党对敌伪财产的接收工作。日本刚宣布投降,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形形色色的接收大员马上涌入收复区执行任务,犹如蚂蚁行雨一般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这些前来作威作福的“解放者”,一时就像贪婪的饿狼一样,突然骑到人们的头上。他们的脑子里没有恢复重建的概念,而只有没收“五子”的想法——房子、车子、条子(黄金)、女子、票子等。而对于同一接收对象,“一接再接,甚至三接四接”的现象到处发生。与此同时,面对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家们纷纷要求拿回被日伪侵占的实业资产的要求,国民政府以大兴国营事业之名,将接收的庞大敌伪资产改组为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公司等等。官僚资本以国营面目得以形成垄断。宋子文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了112个纺织行业企业;孔祥熙则控制了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几乎完全垄断了粮食市场和面粉市场。这样,过去由江浙财阀支持的国民政府,一跃而控制全部资产的近90%。南京不仅通过战争整合了地方政府和军队,也终于有实力从经济角度去统一割据。紧接着,1948年8月19日,面对无法扼制的通货膨胀,国民政府开始发行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然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主要以发行钞票填补,国民党曾希望得到的美国贷款援助却从来没有落实。因此,仅3个月后,金圆券的发行即达上限。至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竟达130余万亿元,超过原定发行总限额的6.5倍。票面额也越来越大,从初期发行的最高面额一百元,到竟出现五十万元、一百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当然,同时化为乌有的还有国人战后经济重建的梦想!

二、复兴中华民族的梦想成就了西柏坡时期

    内战的第一年,蒋介石取攻势,中国共产党取守势。这一时期,国民党最得意之处恐怕就是1947年3月占领了延安这座中国共产党主动放弃的“空城”。3月29日,中共中央枣林沟会议决定中央一分为二,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继续留在陕北。5月,中央工委决定驻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由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西柏坡时期。

    1947年初国内的局势,在国民党看来是“革命已到了成功前的五分钟”,到了“关门打鼠”的新阶段,甚至认为战争已经达到了“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的局势,国共战争“三五月内可以告一段落”[9]。而在共产党看来则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是“中国反动派与中国人民之间你死我活的决斗”的时期,同时共产党审慎地认为要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才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然而,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历经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至1949年1月31日即告结束。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的基础则由此奠定,52天之后,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即带领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去了!

    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各阶层对中国共产党能够承担民族复兴重任的信心成就了西柏坡时期:

    1、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实现人民对民主与和平的期待。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如1949年6月9日《中国致公党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中指出,“新政协是与人民直接发生血肉联系,有着更深切的全国性和群众性,然后它才能担负起坚决的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政协是实现民主联合政府的首要步骤和基础,在这个代表各阶级各阶层性的协商会议里,是要各方面提出自己需要的政治主张和具体方案,在集思广益、相互研讨下产生一个完整的共同政治纲领,使共同遵守与共同约束,然后根据切实的具体办法召集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部人民的宪法,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完全合理发展的必要步骤。新政协能够有胜利收获的保障,应该彻底民主精神,巩固和加强统一战线的内部团结”。

     2、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实现人民对富强的追求。西柏坡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正确分析和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将保护民族工商业列为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并提出对私人资本的限制、利用政策。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既为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使民族工商业者看到了发展的希望。与此同时,在农村进行土改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以生产运动为主、发出“加强农业、发展副业、争取达到耕三余一”的号召后,首先在干部中明确了“不仅要领导群众翻透身,还要领导群众按富根”,“功上再加功”,“发展生产,打下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等思想,然后在翻身农民中号召发家致富,组织大生产,使农民也看到了发展的希望。

三、西柏坡时期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正是依靠政权这个工具来维护统治地位,它总是不断加强机器,以镇压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同样,被剥削被压迫阶级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也必须首先夺取政权。当革命阶级掌握了政权,才能最终实现革命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问题,在西柏坡时期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谈到政权问题时有这样一段论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及其政府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在这以后,毛泽东曾多次在文献中把新中国的名字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2月15日,毛泽东在完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稿)中和《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的错误》都提出要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人民政府。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谈到将来建立的和政府问题,他说:“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党派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又一次提到“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1949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与此同时,1948年9月,中央决定在平山组建华北人民政府。中共中央交给华北人民政府的重要任务是,“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全国解放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准备。”华北人民政府胜利完成了任务。比如,正式开创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初步确立了新中国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的基本政治体制;形成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政制度,初步形成了新中国多党派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为新中国各级机构确立了基本的组织模式。应该说,华北人民政府就是新中国人民政府的雏形。

    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华民族来说,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就是能否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1949年10月1日,承载着民族复兴的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宣告成立了!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终于迈出了最坚实的一大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标志着中国全面进入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此进入一个崭新时代。

【参考文献】

[1]《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2]《中共中央发渝台电》(1946年2月6日),中央档案馆。

[3]《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4]《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页。

[5]程思远:《政坛回忆》,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6]《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页。

[7]陈漱渝:“陈民盟史上的一篇珍贵文献——兼谈胡愈之在南洋的革命活动”,《群言》,2008年,第10期,第37页。

[8]《人民日报》,1947年5月7日。[9]转引自金冲及:《1947年的蒋介石与毛泽东》,《同舟共进》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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