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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孙中山-从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

发布时间:2021-03-09|栏目:学习园地|浏览次数:78

    辛亥革命虽然从推翻帝制这方面讲,有它胜利的一面。但从另一方面上看,它失败了,它仍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民仍需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革命从此而言将继续发展。

辛亥革命之所以会失败,其原因是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政治上经济上都比较软弱的阶级,它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也就是没有能力去实现其自己理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因而,辛亥革命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后,便不能领导革命深入发展。结果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便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同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官僚买办的代理人袁世凯妥协了。

袁世凯.jpg

袁世凯

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反动的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身于河南项城的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他的伯祖父,父亲、叔父都是镇压捻军起义的刽子手。而他投靠淮军头领李鸿章,后在1895年,他接受清朝政府的命令训练反革命武装“新建陆军”,从而渐渐地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北洋集团。一方面,他玩弄卑劣的反革命两面手法,出卖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又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从而博得了清王朝的权贵的赏识;另一方面,他处心积虑地夺取淮军集团的势力范围,同时又将津浦等铁路出卖给德、英两国,因而又博取了帝国主义的欢心而成为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但是,由于他是汉人,在清王朝内部仍缺乏皇族护符,因而在光绪帝死后的权力倾轧中,他被迫辞职回原籍养“病”。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强烈要求下,清王朝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而袁世凯则利用于己有利的形势,迫使清政府再三让步,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从清政府手中夺得了一切军政大权。上任后,便采取反革命两面手法,并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策划下,左右开弓,一方面借南方势力逼清朝退位,另一方面挟北方势力向南方讨价还价,逼革命党把政权交给他,因而在袁世凯的阴险狡诈的反革命手法下,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便很快妥协。早在19111130日至122日,在汉口英租界举行的光复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在立宪派的策动和部分革命党人的赞同下,竟作出了袁世凯如反清即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革命党人一迈步便走错了第一步。而经过英国公使朱尔典策划的南北议和会议召开时,“收拾大局,非袁莫属”的妥协声势已一浪高过一浪了。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一方面对袁世凯的印象异常不好,他不相信袁世凯可以完成创建民国的任务,因而孙中山坚持民主共和的原则立场毫不退让,并且用武力作出回答,1912年元月11日,他宣布自任北伐军指挥,并制定了六路进军计划,下令出师北伐,并在战场取得了一些胜利。同时,孙中山同其他资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有着早日实现共和与统一即取得廉价胜利的愿望,因而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他希望袁世凯能采取断然措施推翻二百六十余年满洲之专制统治。因而,当他尚未回国之时,便在吴稚晖等同盟会员的怂恿下,曾致电袁世凯,告知他如能“倒戈为汉灭清”,就可以推举他为总统。而当他被选为临时总统时,还向袁致电表示对于总统职务只是“暂时承之”。而对袁是“虚位以待”,并委派伍廷芳为民国全权代表,继续与北方和谈,并重申在清帝退位,宣布共和的条件下,袁可继为总统,因而,在孙中山的思想中也存在着妥协思想。

但要与其他资产阶级革命家相比,在南北和谈中,他同袁世凯进行着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同盟会里从上到下都弥漫着妥协的空气,而钻进革命阵营里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官僚政客更是响应袁世凯绞杀革命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一无力改变革命党人的涣散状态,二又无力争取到帝国主义的承认,因而在内外交困下,只有步步妥协退让。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袁世凯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斗争,如坚决要袁世凯逼清廷退位,赞成共和政体,使袁世凯不得不向南京临时政府虚伪地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并保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之于中国”,同时逼迫清廷退位。

孙中山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只有向临时参议院辞职并推荐袁世凯以自代。不过,他对袁世凯并不完全放心,而是有所防范的,他提出辞职时附有三项条件即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辞职后,待参议院举新总统来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

《临时约法》.jpg

临时约法

但是,孙中山的这些处心积虑的措施并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袁世凯再次使用反革命两面手法,使孙中山连连让步,最终,除只剩下《临时约法》一纸空文外,袁世凯不仅在北京就了职,而且还特意选在太极殿就职。从而到41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国民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南京临时政府不幸夭折,辛亥革命宣告失败。而对当时他作出的种种妥协,只有在袁世凯彻底暴露其反革命面目之时,他才认识到那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从而也说明了,即使像孙中山这样伟大的人物也不能摆脱他那个阶级的弱点,因而说明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历史上,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力量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彻底胜利。

尽管孙中山解除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并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而总是关心自己的和人民的富强与幸福,因而想以在野之身,从事实业建设,使祖国臻于富强,因而他向往日的战友们明确表示他的“解职不是不理事”,而是致力于比政治更紧要的“民生主义”事业,提出了今后准备全力以赴的奋斗目标。

孙中山正是这样的人,他可以为了人民的幸福、的安乐而不顾自身,不计较自身名位,他刚刚解职,便开始兴致勃勃地周游各省,进行有关民生主义的宣传活动,他率领胡汉民等人,从南京先赴上海,继往武汉,再至福州、广州,又走了华北各地,走遍了半个中国,到过很多城市和农村,进行调查访问和参观。他走到哪里,都反复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的主张,以及建设的设想,阐述“平均地权”和兴办实业、发展铁路等政策问题,并提出一些在中国实现经济大发展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具体主张,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赶上和超过欧美,同时,号召军民精诚团结,万众一心,建设新民国,使人民免除痛苦,得到幸福。有人统计,他在1912-1913年作的五十八次演说中,专讲民生主义或涉及这个问题的就有三十三次,正如孙中山同年7月下旬接见纽约《独立杂志》特约代表李佳白所表示的那样,他当时正集中思想与精力,“从社会、实业与商务几个方面重建我们的”,“希望看到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获得改善,而不愿帮助少数人增殖他们的势力,直至成为财阀”。不仅如此,孙中山还认为,要振兴实业,必须从修建铁路入手,因而他和黄兴商量并亲自草拟了一份修筑铁路的计划。并为中国精心绘制了一幅雄伟的铁路建设蓝图。

孙中山的这些活动,反映了他为祖国而斗争的强烈愿望,表现了他对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真挚同情和关怀。在解职后这短短几个月里,他的确是一心一意为“利国福民"而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全力以赴,充分表现出一个革命者不谋私利、不图名位的高尚品德。虽然这些行动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而效果不大。可是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实业的兴办,应该说,在辛亥革命后中国一度出现了兴办实业的热潮,是与孙中山的积极提倡和支持分不开的。

1912年夏,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而到北京,一方面去观察人心之动向,另一方面去为他的铁路建筑计划寻求支持。而袁世凯利用这一时机,极力拉拢和奉承孙中山,使孙中山等为之所欺骗,袁世凯除口头上对孙中山表示“以和人民为念”,还对孙中山提出的主张几乎都表示同意,同时还任命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也欣然接受任命,同时立志要在七年内修二十万里铁路。在孙中山的影响下,黄兴亦接受袁政府委任的川粤汉铁路督办职务。

尽管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有着善良的愿望,为此,他甚至表示不再过问政事,就是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推选他为理事长,他也表示不愿过问党事,不久即委托宋教仁为理事长而自己却专心致力于铁路事业。然而,国内的形势却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政权掌握在大买办,大地主的政治代表袁世凯手中,客观的阶级斗争形势就不允许事情如此发展,他的善良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19132月,孙中山为了考察日本之实业、铁路状况和进行筑路借款活动,并试图促成日本同中国联盟以抗沙俄而前往日本访问。在日本,当他听到国民党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时非常高兴,希望在袁世凯同意下由国民党组成“政党内阁”。

但袁世凯及其所代表的官僚买办封建势力决不允许如此做,因此,正当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准备赴京组织“政党内阁”时,1913320日,在袁世凯授意下,赵秉钧、洪述祖遣特务武士英在上海沪宁车站枪杀了正要赴京之宋教仁,这即是震动全国之“宋案”。同时,为了镇压国民党,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1913426日,以盐税和海关税作担保,向俄、英、法、德、日五国银行团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即善后大借款,大肆加强反革命军队,准备对国民党用兵,镇压革命。

宋教仁在上海遇刺.jpg

宋教仁在上海遇刺

孙中山在日本听到“宋案”的消息,他立刻意识到袁世凯的阴谋暗杀,因而猛醒过来,抛弃了对袁世凯的幻想,随即结束对日本的访问,于427日回到上海,他提出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在南方各省组织讨袁军,立即兴师讨伐,并揭露了袁世凯通过借款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阴谋,宣布借款违法,中国人民绝不承认,从此,孙中山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并又踏上了坚决武装讨袁的战斗历程。

但是,孙中山的主张却没有得到国民党上层领导人的支持,因而行动迟缓,犹豫不决,以致到六月间袁世凯悍然下令将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职,并派兵南下进攻国民党人,这时,国民党才不得不起而仓促应战,继7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后,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福建、重庆等省市也先后宣布独立,这就是“二次革命”,随即孙中山发表宣言和通电,声讨袁世凯暗杀元勋,违法借款和挑动内战等罪行。要求袁引咎辞职,否则,将以过去“反对君主专制决心",来推翻他的反动统治”。8月初,他准备离上海到广东直接领导讨袁战争。

可是,组织涣散,行动不一的国民党在军事上却不是袁世凯北洋军的对手,结果,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便在袁世凯北洋军的进攻下失败,孙中山、黄兴遭通缉,被迫再次离开祖国,去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斗争。

从性质上讲,二次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从袁世凯手中夺回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而进行的一次武装斗争,这次斗争的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国从此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

孙中山到日本后,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他劝当时“大都垂头丧气”的革命党人振作起来,恢复同盟会时期百折不挠,屡仆屡起的革命精神,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由于国民党的复杂、涣散、没有战斗力,孙中山召集流亡东京的部分革命党人,总结经验,检讨得失,决定重新建党,以便集结革命力量,策划“第三次革命”。1914622日,孙中山在东京召开了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他被宣布为总理,7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宣告正式成立。孙中山在会上宣誓,正式就任总理职务,公布了他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党的宗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在宪法颁布前,“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完全负责”。并规定按入党时间之先后,将党员分为首义、协助和普通,各有不同的政治权利。不仅如此,并且要入党者必须按手印,立誓约,绝对服从总理,从而将中华革命党变成了一个狭义之政党,其组织形式又退回到秘密会党的形式。因而,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特别是后来的护国战争中,所起作用不大。

同时,尽管孙中山从主观上希望重组新党以恢复党的战斗力并一改以前党的涣散无力的状态,但他却走向了另一极端,以至于将一大批革命志士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而另组欧事研究会。在思想上,他仅把反袁作为革命的目标,并没有把袁世凯的反动和他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基础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才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因而,提不出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革命纲领。因而这个党没有什么号召力,始终只不过是一个狭隘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小团体。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除了在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共和政体以及客观上不大的作用外,在许多方面并没有使革命推进一步。相反在有些方面反而倒退:如入党按手印,立誓约,服从个人等。其斗争形式依然是依靠军队的单纯军事冒险,并没有使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

但是,在这段艰苦的时期里,发生了一件对孙中山本人以及对中国革命影响极大的事情,即孙中山同宋庆龄结合为革命伴侣。

宋庆龄是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人,1893127日生于上海,她幼年时在上海中西女子学校读书,性格娴静,温雅,天资聪慧。1908年留学美国,1913年毕业于美国乔治亚州梅肯地方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是一位在家庭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位热情洋溢的爱国者。其父亲宋嘉树(字跃如,1866-1918)是个虔诚的基督教牧师。又是一个民主革命者。他早年随同舅父到美国波士顿谋生,后依靠别人资助,进入田纳西州范特毕尔特大学神学院读书。1886年毕业后归国在上海从事传教、教育和实业方面的工作,他在上海协助组织第一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从事对非教徒的传教活动时,还创办了一家印刷所“美华书馆”,出版大量中文圣经,并秘密印刷过不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册子。1894年春,孙中山在上海与宋嘉树结识,随后吸收他参加了民主革命运动,并成为孙中山的热情支持者和挚友。在宋庆龄的童年时代,孙中山经常访问她的父亲,共同探索救国道路、畅谈反清革命,同她经常见面。通过一些谈话和日常的接触,孙中山的为人和革命精神,在宋庆龄的幼小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对孙中山非常爱戴和仰慕,视其为了不起的革命英雄,并深受其革命思想影响,企望以他作为自己政治上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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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宋庆龄

“二次革命”失败后,宋嘉树夫妇随同孙中山流亡到日本。其时正值宋庆龄从美国留学归来去日本探望父母亲,由于其姐姐宋霭龄回国结婚而她原先的英文秘书孙中山的工作由宋庆龄接替,从而,她担负了孙中山同国内外所有书信来往的繁重而又危险的革命工作。

其时,孙中山正处于革命征途的危难时刻,宋庆龄除了担负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以及其他许多繁重的日常工作外,还从心灵上支持和鼓舞了孙中山的革命斗志,而宋庆龄也从与孙中山的交往中提高了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认识,大大增长了革命成功的信心和干劲。这样,他们两人在革命运动的共同目标下互相吸引着。热爱祖国和献身革命事业的共同志向,使他们在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彼此相爱。于是,在孙中山与原来夫人卢慕贞协议离婚后,他们坚决冲破家庭、社会和亲友等各方面的阻挠,于19151025日上午在日本举行了婚礼。从此,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的生活伴侣,更是孙中山革命事业忠实的战友和助手。她一方面深受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帮助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展,并坚定不移地维护其革命理想。在此后的一系列斗争中,从反袁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到改组国民党,制订三大政策,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她在孙中山左右或是积极参与谋议,或是努力协助执行,在推进革命工作方面起到了积极的辅助作用。孙中山逝世后,她又继承孙中山之遗志,把自己的一生同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无私无畏,勇敢奋斗,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为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使孙中山更加意气风发地投入到反对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去。而袁世凯则在复辟帝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145月他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了一部《袁记约法》,通过暴力胁迫手段使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19155月为争取日本支持他复辟帝制,公然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之“二十一条”。同时宣布尊孔祭孔,为其复辟开路。19151212日公然宣布恢复君主制度自称为“皇帝”,并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极。从而自己所许之诺言一笔勾销,“中华民国”变成了“中华帝国”。

但是,历史与袁世凯的复辟意愿相反。他的帝制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反袁护国的浪潮迅速高涨。孙中山一方面派人回国运动反袁,另一方面在日本发表《讨袁宣言》,痛斥其“背弃前盟,暴行帝制”的罪恶行径,坚决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并呼吁一切“爱国之豪杰共图之”。只是这次护国战争,由于中华革命党落后的组织方式使其不能在反袁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相反,欧事研究会、西南军阀以及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却抓准时机促成了此次反袁护国战争,并将袁世凯的“皇帝梦”打得粉碎。19163月,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仍赖在总统宝座上垂死挣扎,孙中山于19165月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从而使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从而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历史再一次证明,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任何力量和任何个人都阻挡不了的。

尽管,护国战争使国民元年创立的中华民国得以恢复,但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未解决,中国社会的社会性质仍未改变,因而中华民国仍然是一块空招牌,孙中山不得不为建立一个名符其实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不息。

袁世凯之死,不仅使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失去了一个共同的代理人,而且也使北洋军阀失去了一个总头目,从而中国陷入到更为混乱的军阀混战之中,中华民国更是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各国分别在中国寻找代理人,而中国境内的大小军阀则更乐意充当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为帝国主义在华的不同利益以及自己的私利,相互混乱,争权夺利。先有黎元洪继任总统的宪法之争,又有依靠美英支持以西南军阀为靠山的黎元洪与依靠日本支持的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间同时还夹杂有张勋的复辟帝制。是段祺瑞大量出卖主权,蛮横地毁弃《民元约法》,拒绝召开国会,妄图用武力统一全国,建立独裁统治,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为此又带领中华革命党展开了为恢复《临时约法》为目标的护法战争。

孙中山认为:总统、国会、宪法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他把《民元约法》和1913年由各党派选举产生的国会视为“民国”的重要标志。以为《临时约法》乃是革命的产物,又是民国的保证,“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如果听任国会被解散,约法被废弃则“数十年革命事业的成绩被毁弃,国会被推翻,则将来之根本之宪法,亦无从制定。”这是万万不能容忍的。所以于1917年夏,他偕同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人,由上海乘军舰到广州,揭起护法旗帜,开始了他第一次护法活动。

孙中山“护法”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恢复被皖系军阀段祺瑞毁弃的《民元约法》和国会,其方法是以广东为护法根据地,联合“暂行自主”的西南军阀,并利用离京南下广州的国会议员一百三十多人和归附的北洋政府海军第一舰队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从而开始了南北两政府对立的局面。

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向国内外发表了通电文告,揭露段祺瑞政府破坏约法、毁弃国会之罪行;同时,支持和推动了粤、湘、桂三省组成联军,以广西督军谭诰明为总司令开始北伐,106日护法战争开始。

但是,孙中山利用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的策略很快失败,西南军阀支持孙中山“护法”只不过是为了利用孙中山作幌子,供以增大其“自主”的声势,便于向北京政府讨价还价,达到割据一方之目的。因而,他们不大与孙中山合作,多方掣肘孙中山,并以通电拒绝接受元帅职务以表示不与孙中山合作,而最高领导机关只有孙中山一人支撑。即便如此,他们还和直系军阀及帝国主义勾结以种种手段阻挠和破坏护法运动,削弱和排挤孙中山的势力,不容许他掌握武装,而军政府的大权则操纵于桂系之手。孙中山处在广州一隅,“权日蹙,命令不能出府门”。1918年春,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为了与北京政府妥协,加紧策划推翻孙中山和军政府的活动,410日,在桂系军阀和政学系政客的收买操纵下,国会非常会议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改组军政府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孙中山为七总裁之一,从而进一步剥夺了孙中山的职权,使他无法立足,被迫于54日向国会非常会议提出了辞去大元帅职务的呈文,随即离开广州到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

第一次护法运动,既是一场具有进步意义的关乎民主与法制命运的斗争,也是一场得不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孤立的政治运动。它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探索出路的斗争的继续。它的失败使孙中山非常痛苦,他所看到的只是革命的敌人,看到军阀混战荼毒人民,看到民不聊生、破碎,而认识不到人民的力量。但他不愧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这次失败也像以前许多次失败一样,使他愈加坚定地探索的出路。使他坚定不移地去实现自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


《民立报》19911130日。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临时大总统咨参议院辞职文》《临时政府公报》第17(1912.2-20)

《中国现代史丛刊》第2册。

孙中山:《中华民国》纽约《独立杂志》1912.9版。

《民立报》1913.7.22

《总理全集》中山“宣言”第20页。

《中山先生之乐观—东京归客述》《民国日报》191656日。

《国父全集》第三册547页。

编辑:河北使命教育中心西柏坡红色教育培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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